农民工讨薪案公判引争议

近日农民工讨薪案公判引争议，依照法律规定，法院审理刑事案件应该“开庭”宣告判决，而不是“开大会”宣告判决。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015年8月29日，百余名民工聚集在阆中市某商品房项目部索要拖欠的工资无果后，大量民工在张某、戚某的煽动下，前往阆中市著名景区南津关古镇，并堵住景区大门，不准游客进出，希望以此方式向政府施压，达到索要工资的目的。

江南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民警代某劝解在场民工曹某、欧某等人要依法维权，让开通道，方便游客通行，并向其指出正确维权途径。

此过程中，大量民工不听劝阻，张某、戚某趁乱起哄，谎称“警察打人”，并煽动曹某、欧某等人将民警代某围住、抓扯、推搡，并强制将其挟持至市政府，以此迫使政府向开发商施压。沿途引来大量市民围观，导致交通要道堵塞，秩序混乱。

事发后，曹某、董某、欧某三人被抓。张某在被公安机关网上追逃后，也随后到公安机关主动投案。其余四名犯罪嫌疑人在接到民警电话联系后，主动投案自首。

审判：8农民工分别获刑6至8个月

检察机关认为张某等8人的行为性质恶劣，以妨害公务罪对其提起公诉。8名被告人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对犯罪情节供认不讳，对罪名亦无异议。

法院经审理认为，8名被告人以暴力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长时间在交通要道上对民警进行挟持，严重扰乱了社会管理秩序。故其行为均已构成妨害公务罪。张某、戚某组织并煽动民工滋事是主犯，曹某、欧某等6人起到辅助、次要作用，是从犯。综合8名被告人的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和其认罪、悔罪态度，法院最终决定对8名被告人从轻处罚，判处其6至8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对其中犯罪情节较轻的两人适用缓刑。

阆中法院公判引争议

在当地媒体的报道中，“公判大会”的召开，让“不少群众表示自己接受了一堂法治教育”。不过此事经网络传播后，引发不少争议。

阆中法院为何要选择用开“公判大会”这种方式对8名违法讨薪农民工进行集中宣判?

浙江省检察院副厅级检察官分析：

至此，这起在当地轰动一时的农民工讨薪演变为妨害公务的事件尘埃落定，8名被告人均对自己不理智的行为追悔莫及，事件也再次敲响了理性维权的警钟。

看完这篇报道，只有一声叹息。从事司法工作30多年，亲眼看到中国法治建设的进步，但也亲身感受中国法治建设的艰难。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依然还有“公判大会”存在，心中不由得涌上一阵悲凉。

那些嘴上高喊“依法治国”的领导们，那些口口声声“法律至上”的法官们，你们心里究竟有多少“法治”的理念?

一个星期前，看到有人大代表建议在刑法中增设“伪造、变造民用机动车号牌”罪时，我在这里发过议论，认为“依法治国”不是“刑法治国”。动辄以“入刑”了事恰是缺少法治理念的表现。中国古代社会也有法律，但那是面对普通百姓的严刑峻法，是“刑不上大夫”的“酷刑治国”，与现代法治理念强调的公平、公正、权利、义务有着天壤之别。此法非彼法也!而我们有不少同志不了解这一点，居然把从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示众”作为警告、遏制犯罪的法宝，始终不肯放弃。

我以为，公捕、公判大会与把囚犯人头挂在城楼上示众没有本质的区别。

早在1988年，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就联合下发《关于坚决制止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

1992年，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又规定“严禁将死刑罪犯游街示众。对其他已决犯、未决犯和其他违法人员也一律不准游街示众或变相游街示众。”

可是，时至21世纪，居然还有公判大会，并且上网大肆宣传。岂非咄咄怪事?

今晚我之所以要就此发一通议论，更多的原因是，这个公判大会既不是地方党政领导召开的，也不是基层法院召开的，而是堂堂一个人民法院召开的!

在法律尚未普及到位的今天，基层党政领导不了解法律程序规定还情有可原，但一个人民法院也会召开这样的公判大会就不可原谅了。依照法律规定，法院审理刑事案件应该“开庭”宣告判决，而不是“开大会”宣告判决。这是刑事诉讼的基本程序规定。现在的法院都有完备的法庭，无需像30年前那样借用剧院开庭了，更不应该到广场上去“公判”。此案本可以在法庭里判决，然后通过各种媒体告诉公众。这样既符合程序规定，又能达到宣传效果。

可是，我们的法官们偏偏要到广场上去“公判”，变相地让被告人示众!当司法体制改革正在研究提高法官检察官的待遇时，法官检察官如果还如此缺少法律专业素养，缺少基本法治理念，怎么让人服帖!

这次公判大会至少说明两点，第一是“依法治国”的路还很长，第二是法官检察官的法律专业素质实在还很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