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合同诈骗罪

分析合同诈骗罪

●新制定的《合同法》使得合同的适用范围急剧膨胀，如果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等同于《合同法》中的合同，将使普通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难以区分，并出现“特殊法条”架空“普通法条”的混乱现象。因此，应将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界定为书面形式，不包括口头形式及其他形式。

●合同诈骗发生于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但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签订”的概念与《合同法》书面形式的规定产生了错位，因此，有必要将刑法中的“签订”改为“订立”，或对“签订”作广义解释。

按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而合同的相关概念，随着新《合同法》的制定已有了较大变化，若不予以界定，将直接影响到合同诈骗罪的认定，并可能引发法律适用的混乱。本文试从《合同法》与《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的比较入手，对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中的合同及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一、合同的界定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中的“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指的是“经济合同”。此处的经济合同，根据立法原意，并非专指《经济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还应包括技术合同及涉外经济合同。经济合同概念最早出现于前苏联，我国立法受其影响，1956年4月13日商业部、地方工业部《对目前工商计划衔接贯彻经济合同中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中，首次采用了经济合同概念。[1]《合同法》制定前，有学者认为，“经济合同的概念不具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较为重要的存在价值;而经济合同与非经济合同的区分标准也是很难准确界定的。因此，我国合同法不应采纳经济合同的概念。”[2]此观点已被新制定的《合同法》所吸收。

《合同法》中的合同与“经济合同”主要有三点不同：(1)主体不同。《经济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适用于平等民事主体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相互之间，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而订立的合同。”《技术合同法》规定，其适用主体是法人和公民。《涉外经济合同法》规定的适用主体则是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外国一方包括个人)。而《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按此规定，合同主体既包括了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之外的自然人，也包括经济组织之外的其他组织。(2)形式不同。《技术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规定，订立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经济合同法》规定，除即时清结者外，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而《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同时《合同法》第十一条也对书面形式作了扩张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3)内容不同。按《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合同法》调整平等主体间除人身关系以外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而根据《民法通则》第二条规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是指“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也就是说，《合同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同时，这种财产关系必须处在交易状态中，“合同法是调整动态财产关系的法律”。但是，这种动态财产关系的合同，其内容并不等同于“经济合同”。“经济合同”应当是有偿、双务的合同，[3]而《合同法》包括了一些无偿、单务的合同，如无偿的赠与、保管、委托合同等。这种不同也反映在《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上。《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均规定了互利或有偿原则，而《合同法》没有作此规定，“有偿原则不是所有合同应当共同遵守的原则，例如，赠与合同就是无偿的，当事人自愿免除对方义务的，合同也可能是无偿的。”[4]严格地讲，此类合同不具有市场经济特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交易合同，而更类似于一般民事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