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行为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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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同诈骗罪和合同欺诈行为的主观方面
1、故意内容的比较
在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利用签订合同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这是区分合同诈骗罪与非罪的界限之一。这里的非法占有，是指以欺骗手段将他人财物转移到自己控制之下，并以所有人的身份予以保存、使用、收益或处分。在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的诈骗图谋是利用合同得以实现的。对于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而言，签订合同的着眼点不在合同本身的履行，而在对合同标的物或定金的不法占有。所以，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故意的内容必须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如果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那么即使其签订、履行合同的行为客观上具有欺诈的内容，并造成对方当事人财产上较大损失，也不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只能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
在合同欺诈中，当事人采取欺骗方法，旨在使相对人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为(即发生、变更和消灭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然后通过双方履行这个法律行为谋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实质是谋利。因此，在欺诈性合同中，欺诈人主观上并无非法占有目的，也无不履行合同的故意，其目的是采取欺诈手段与他人签订合同，确立权利义务关系，从履行合同中牟取高于合同义务的利益。可见，如何区分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关键在于把握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2、故意形式的比较
合同欺诈的故意，是指行为人具有故意欺骗他人的意思，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使被欺诈人陷入错误认识，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一种心理状态。合同欺诈的故意，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而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故意形式只能是直接故意，不包括间接故意。因为合同诈骗罪作为目的型犯罪，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为实现此目的，他对损害他人财产所有权这一犯罪结果必然持积极追求的态度。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导致对方当事人财物上的损失，而仍然希望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其心理态度始终是一种直接故意，而不可能对诈骗的结果持放任的态度。对危害结果的出现持无所谓的态度，这显然不符合目的型犯罪的主观心理特征。
所以，合同诈骗罪这种目的型犯罪的行为人因其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主观心理为直接故意，其欺骗行为相应地采取积极的作为方式进行，无论是虚构事实，还是隐瞒真相，都不可能表现为不作为方式，其主观故意也就不存在间接故意的形式。
合同诈骗罪的构成特征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务，数额较大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对此罪作了详细的规定。本罪的具体犯罪构成特征是：
第一，犯罪客体方面。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该类犯罪行为既侵害了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权，又侵害了市场经济管理秩序。
第二，犯罪客观方面。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客观方面特征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首先，诈骗行为必须是利用合同的形式，是发生在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其次，行为人必须是采取了欺骗的手段。所谓欺骗就是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这也是我国刑法界普遍认为的客观要件。虚构事实，是指行为人捏造客观上不存在的事实，骗取当事人的信任，使其做出错误的表示而订立并履行合同。隐瞒真相，是指行为人根据法律、合同和交易习惯有义务告知对方当事人真实的情况而故意不告知，隐瞒真相是一种消极的不作为。再次，行为人利用合同诈骗的财物必须是数额较大，合同诈骗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表现在合同诈骗的数额上。
第三，犯罪主体方面。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即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第四，犯罪的主观方面。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而且必须是直接故意，必须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务的目的。所谓占有，是指对于财务事实上的控制和支配;所谓非法占有，是指既无法律的依据又无合同的依据而占有某项财产、不予归还财产的合法所有人。对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认定，通常也要从客观表现去判断。
合同欺诈行为的构成特征
在民法上，所谓欺诈是行为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而是对方做出错误意思表示订立合同的行为。欺诈的构成通常需要以下条件：
第一，合同欺诈行为。一方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一般情况下，欺诈行为表现为积极的作为，但如果法律、合同或者交易习惯有告知义务而当事人沉默不作为，也构成欺诈。
第二，合同欺诈的故意。欺诈的构成以欺诈人欺诈的故意为必要，这是大陆法系的通说。所谓欺诈的故意含义有二：其一，须有使相对人陷入错误的故意;其二，须有使相对人因其错误而为一定意思表示的故意。仅仅是对方陷入错误，但没有使之基于该错误而为一定的意思表示，不能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如果一方当事人对于陈述虚假事实或者没有告知真实情况处于过失或者完全没有过失，则不能构成欺诈。
第三，因果关系。首先，相对人必须因欺诈而产生错误判断，欺诈人虽有欺诈行为，倘若相对人并未因此产生错误判断，则不能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其次，相对人因错误而为意思表示，错误与意思表示之间必须具有因果关系。如果相对人的意思表示非由于错误而产生，便不能产生民法上的欺诈后果;如果相对人虽然陷入错误，但并未因此而为意思表示，也不能构成民法上的欺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