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误解的适用规定是怎么样的

在现实社会中，我们了解到重大误解的适用要点的相关知识有利于保护合法权益，而生活中应用最佳广泛的就是在合同的撤销上。对此，若悠网小编在下文为您具体介绍有关重大误解的适用要点的规定，以及适用要点存在的问题。

一、重大误解的适用规定是怎么样的

我国《合同法》第54条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

此外，《民法通则》对重大误解也作了一些规定，大体构建了我国关于重大误解的制度体系。但是其中，对于重大误解的规定都不够具体，导致实际操作中出现很多的问题。

二、重大误解的适用要点存在的问题

问题(一)：重大误解撤销权人的界定

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对因重大误解而享有撤销权的主体规定不明确，由此产生的问题主要有：

1、从法律规定来看，撤销权的主体是否仅指“因产生重大误解而受到损害的一方”?对此问题，如果联系《合同法》第54条第二款的规定的话，就比较明显了，该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将这两款对照便不难得出如下结论：该条第一款规定的“当事人一方”绝对只能够解释为“双方当事人的任何一方”而不能解释为“当事人中因产生重大误解而受到损害的一方”。

2、如果重大误解人存在重大过失是否仍然可以享有撤销权?从大陆法系各国的规定来看，对此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立法例：一是误解方有过失的，对其撤销权没有影响，如德国、瑞士;二是误解方有重大过失的，则不享有撤销权，如韩国、日本;三是误解方有过失的，则丧失撤销权，如我国台湾地区。我国法律没有对此问题作明确规定，理论上也存在争议。有人认为，这样不利于保护无过错一方当事人的权益及交易的安全，因而应当明确规定，如果表意人具有过错或重大过失的话，则不得享有撤销权。我们不认同该观点。

首先，如果表意人是故意的话，根本不构成误解，反而可能构成欺诈;而重大误解的表意人如果不存在轻微过失的话，误解就不可能发生。

其次，主张表意人有重大过失即丧失撤销权的观点无非是认为，因误解者本人对自己的利益漠不关心，法律就没有必要保护它。这一观点，受到许多学者的挑战，他们认为，当事人即使有过错，也不影响其要求撤销或变更合同的权利。之所以如此，除了因其要承担重大不利后果外，在于法律认为其过错有可宽宥性。可宽有性在于，一方面重大误解有时是一方的误解是由另一方的过错引起的，既然如此，重大误解就不应只考虑一方的救济措施;另一方面，过错一方要承担对方因变更、撤销带来的损失，重大误解是要求变更、撤销合同的理由，并非免责的理由。因此，重大误解是具有合理性的，与漠不关心难以等同。

最后，从我国目前立法情况来看，由于法律没有规定撤销权人的范围，因此，司法实践中不宜对该范围做缩小性解释。

问题(二)：重大误解与错误的关系

近年来，关于错误与民事行为效力关系问题的讨论逐渐增多。在许多民事案件中，当事人往往提出，自己签订合同时意思表示是不真实的，但通过审查，发现其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形成原因不是由于相对人的恶意行为或相对人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表意人的弱点使之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而是因该表意人主观上的原因而导致的意思表示瑕疵，但却又不太符合重大误解的特征。要解决此类疑惑，必须对民法上的错误理论有所了解。

错误是两大法系都使用的概念。在大陆法系中，一般将错误分为四种基本类型：

1、内容错误，即表意人对与民事行为有关的事实所产生的认识错误，包括对该行为性质的认识错误;

2、动机错误，即表意人在形成内心意思的原因、考虑因素或心理基础方面所存在的错误;

3、表示错误，即由表意人的意思表示本身所存在的由对其真实意思表述得不准确或有偏差所体现的错误;

4、传达错误，即由传达人因对表意人的意思表示传达不实所形成的错误。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对“重大误解”，的界定，“行为人因对行为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来看，重人误解属于内容错误但是对于其他三种错误，我国相关法律没有作出规定。有学者认为，可以根据《民法通则》规定的意思表示真实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之一作出推定，表达错误、动机错误、传达错误因不符合该要件，所以相关民事行为无效。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欠妥因为从国外立法例来看，对因错误而为民事行为的效力规定是不同的，但很少有国家将之确定为固定无效的民事行为，剥夺了当事人的选择权;其次，从法律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对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错误的效力做这种推定，与立法维护交易安全鼓励交易的目的也不相符因此，我们认为，我国立法应尽快完善有关错误的立法，但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之前，对于重大误解之外的其他因表意人错误认识而为的民事行为，不能类推适用重大误解民事行为的效力或直接认定为无效，而只能按照其行为的客观特征，适用其他制度来解决纠纷。